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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

   条点评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借助档案的陆续和翻译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与中国关系,尤其是国际与关系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相对于已经公开的和中国档案文献史料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明显存在诸多薄弱之处,距离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性的历史研究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以福建事变期间“国际”策略和作用问题的研究为例,面对大量新的档案文献及说法各异的回忆史料,相关研究应在方法上与观念上,具体而言,应在档案解读和史料运用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推进与深化。

  摘 要:借助档案的陆续和翻译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与中国关系,尤其是国际与关系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相对于已经公开的和中国档案文献史料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明显存在诸多薄弱之处,距离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性的历史研究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以福建事变期间“国际”策略和作用问题的研究为例,面对大量新的档案文献及说法各异的回忆史料,相关研究应在方法上与观念上,具体而言,应在档案解读和史料运用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推进与深化。

  在中国,有关国际与关系史的研究是在1978年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阶段,这一研究还明显地带有传统的以论带史的色彩,研究者多为党史工作者,研究目的主要集中于论证自主线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客观看待国际与两者的关系,包括诸如成立及统一战线政策策略变动离不开国际等研究,还很容易受到。但近些年来,随着大量国际档案文献的并被译成中文,也由于传统党史研究方法受到史学研究方法的有力冲击,有关国际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讨论,明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包括一些党史研究工作者也认识到,对于国际与中国关系史,不仅需要做史实还原的工作,而且需要将其进一步深化,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很值得研究”和需要仔细辨析的。比如,对长期作为上级领导机关的国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意见,包括在、军事、经济、社会变革等方面种种基本政策策略的提出和影响的问题;其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反复和变动问题,不同时期国际为什么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主张;面对中国的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国际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和意见;不同时期联共(布)中央对国际政策方针的具体影响是怎样的;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的哪些做法与国际政策方针是吻合的,哪些是不吻合的,为什么,等等。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近几年有许多新的研究陆续涌现,绝大多数研究都能利用新的档案史料,提出或出新的史实,因而也做出了不少新的历史解读,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也不难发现,在一些注意运用史学研究方法做出的新的研究中,还是存在着不那么符合历史研究要求的旧的说法和旧的观念。比如在发现并肯定苏联、国际曾努力向提供各种“无偿的”援助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大都会去讨论其意义问题:一方面承认这种援助对历史上的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也委婉地同意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和国际的国际主义”;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几乎都会补充说:“我们也应该看到,苏联、国际在对中华苏维埃国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是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需要考虑的。”或者说:“这种援助归根到底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2]同样地,对于那些从传统党史角度来看,国际和方面都明显犯了错误并遭受了损失的历史事件,即使在利用大量新史料出诸多新史实的情况下,不少研究者也还是习惯于下判断、作结论,把这笔历史“旧账”算到国际的头上去。正如本文拟讨论的福建事变过程中的“国际”问题,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

  依照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传统党史对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在应对福建事变问题上的严重失策是有过的,即认为事变的发生给当时身处严重危机中的中央苏区和红军提供了一个有可能改变军事被动局面的重要机遇,但临时中央极端“左”倾的关门主义错误政策,导致这个机遇白白掉了。[3]后,曾经是国际下级支部、受国际领导这一研究禁区不复存在。作为领导机关的国际以及联共(布)中央,自然被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应当对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历史上的各种失败或错误负责。如此一来,《决议》中的不少说法被突破了。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临时中央的错误要么被归结为临时中央和国际的双重责任,要么干脆被归结为国际的责任。至于对这一错误的性质及其影响、作用的认识和评判,则没有多少改变。[4]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几乎所有归责式的研究和讨论,主要依据的都是学者编辑的《联共(布)、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这本档案资料集里集中披露的档案文献,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或回应过这些的国际与中国关系史研究专家们在资料集前言和导读中对相关史实的新解读,包括他们不同于中国研究者的对国际在这方面指导责任问题的认识与评价。[5]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应该存在的。

  当然,无论是就史实还是就逻辑而言,认为在应对福建事变过程中,作为上级领导机关的国际是临时中央决策失误的根源所在,此种泛泛而言也未必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今多会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视同为学术研究性质的历史研究。运用史学的方法做研究,小心比较、考证、辨析,仔细勾连各种史料及其与史事之间的关系,以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并重建史实,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才是第一位的。仅仅满足于借助若干新史料,给已有的结论补充一点新史实,这样的研究不仅过于简单化,也了研究的学术价值。

  具体到像国际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的应对与作用等史实性研究,面对大量新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相关研究至少还应该在方法与观念上有所推进,尤其是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细化。比如,我们需要摒弃在国际与关系问题研究空见惯的大而化之的归责式或结论式的研究方法。我们可能尤其需要弄清楚和解决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谁是“国际”?国际的档案究竟应该怎么读?能够简单地凭借回忆史料来建构历史吗?如此等等。

  首先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因此也并不打算就福建事变期间国际的应对策略及其与的关系问题做任何系统性的描述或解读。选择就这一时段的国际与关系问题做讨论,仅仅在于它发生的时间短促但史料丰富,而已有的研究不仅严重不足,而且需要商榷的问题还颇具普遍性。也正因为如此,以下提出的仅是一些个人的看法,以供关心国际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者参考和讨论。

  1980年底,笔者首度开始准备做中史的论文。在第一次读到遵义会议上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时,笔者曾注意到该决议与传统党史,特别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论证方法不同。它用来博古中央军事线错误的“尚方宝剑”,不是“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而是国际的“正确”。它列举的1933年10月、1934年2月和6月的几条重要都显示,要么国际并非如人们当时所认为的是1933—1934年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不顾实际的所谓“进攻线”的鼓吹者和推行者,要么就存在着我们还不了解的不同的“国际”。[6]

  是否存在着不同的“国际”,也是笔者当时读李德回忆录[7]时产生过的疑问。这位自称“由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8]的人,谈到当时对十九军及福建事变应取的态度时,讲到过两个情况:一是他所了解的“国际”指导的不同系统和层级,一是“国际”不同机构及其负责人员之间存在的意见和分歧。

  就前者而言,用李德自己的说法,他是被派到在江西的中央去的“没有的(军事)顾问”[9],他的顶头是国际执委会任命的军事代表M·施特恩(弗雷德)。李德作为弗雷德的助手,其职责主要是随时汇报苏区的军事状况,同时具体协调并落实弗雷德提出的军事行动计划。国际执委会此时在上海的派出机构,即远东局,其负责人是A·埃韦特(又译为阿瑟·尤尔特),弗雷德自然也是远东局的之一。李德似乎对弗雷德与埃韦特之间在组织上的关系并不十分了解,但他很清楚,中央并非一定要执行来自上海的国际代表的,不论这些是出自远东局,还是出自弗雷德。因为,还有更上一级组织,即国际执委会处,可以接受或出面干预其派出代表与中央之间的意见和分歧。[10]

  就后者而言,李德在回忆录中声称,无论是对蔡廷锴十九军提议与红军缔结反日反蒋协定一事,还是在应对福建事变发生后红军作战行动的问题,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之间都存在不同意见。他自称,最初埃韦特和他意见一样,都认为应该按照国际1933年1月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争取与十九军结为同盟,并在军事上共同行动。而弗雷德一开始就“先打后谈”,反对马上与蔡廷锴这种“不可靠的家伙”缔结协定来捆住红军的手脚。福建事变发生后,他相信弗雷德了埃韦特,因此以远东局的名义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在军事上帮助十九军共同抵抗蒋介石进攻,要将红军主力转向湖南方向的冒险计划。李德声称,因为自己受弗雷德领导,不能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只能以反映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为掩护发电给上海,实际上表达了自己反对的意见。[11]

  李德的回忆形成于中苏冲突白热化的年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严肃的历史学者很难不加考证地引以为据。再加上当时条件下档案披露的数量极其有限,因此,长时间以来,人们也只能很笼统地使用“国际”这一概念来认定莫斯科作用于的史实。但进入后,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文献有相当数量被编译成书,包括直接关系到1933—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以及福建事变的档案文献,也在2007年以后在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在此种情况下,继续不加分析地把所有发生在与莫斯科之间的问题统统归于“国际”名下,不仅不合乎史学研究的学术要求,而且也不能达到还原历史真实的最起码的研究目的。

  依据现有档案史料,我们可以肯定,上述李德提到的两种现象都是存在的。李德或许不了解或没有楚,弗雷德作为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即远东局的,必须接受远东局负责人即国际执委会代表埃韦特的领导。而这位远东局的领导人,不仅因职位的关系,而且因个性的原因,并非那种可以轻易接受弗雷德劝告而改变自己意见的人。相反,弗雷德拟定的几乎每一份军事计划书或相关报告书,多半都还得经由埃韦特批准同意后,才可以发给江西瑞金的中央或莫斯科的国际执委会处。由此也就造成了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必须要小心求证才能做出判断的一些复杂情况。比如,仅就福建事变前后这段时间,究竟红军的哪些军事计划或军事行动是受到了弗雷德计划的影响,哪些受到了埃韦特修改过甚至是改拟过计划的影响,哪些是受到了在莫斯科的国际执委会处主张的影响,哪些其实是身处苏区的临时中央局、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自己的决定,这些都不能简单地仅凭字面来做判断。

  之所以需要提到这一点,首先就在于已经的档案透露,早在11月福建事变爆发前夕,埃韦特和弗雷德两人的关系就已经恶化到几乎无法坐在一起开会的地步。至12月下旬,两人都再也不了对方,因而都去信给国际执委会处皮亚特尼茨基,一个对方“越权”,一个对方“”。按弗雷德的说法:他起草的作战计划稿,几乎“每次”都受到埃韦特的驳斥,“电报或者没有发出,或者他把电报的意思改成相反”,或者弗雷德的草稿交去后,埃韦特从其中抽出一些段落,“加入到他的新草稿中”。总之,埃韦特只把他认同的稿子当作远东局的意见发给中央,而弗雷德有时甚至不知道埃韦特发出的军事电报的内容是否线]

  从埃韦特的信中我们可得知,两人的冲突至少从10月下旬就开始了。[13]如果两人的冲突真的像弗雷德信中所说的那样离谱,那么我们今天在谈论1933年10月到12月中央苏区红军应对福建事变的军事计划的时候,自然就不能不加考据地认定问题都出在“苏联军事总顾问”弗雷德身上;也不能说弗雷德的主意一定就是远东局的主意,或以远东局名义发出的军事电报都出自弗雷德之手;自然更不能地下判断说,影响到中央的此时的军事计划、方案或等等,都是“国际”的“指令”。这不仅仅是因为埃韦特与弗雷德关系所造成的混乱,而且是因为历史文献清楚地反映出,无论是靠经常出错的电报,还是靠外交夹带传递的报告,远在莫斯科的国际执委会处此时既不能准确了解弗雷德与埃韦特之间的问题,更无法及时掌握发生在江西、福建前线的军事动态。因此,他们除了只能放一些马后炮外,对于弗雷德与埃韦特或弗雷德与中央之间发生的分歧,特别是对苏区战争,几乎起不到直接的指导作用。

  其实,从1932年应中央请求向中国再度派遣代表团和军事顾问开始,国际执委会处就非常明白:无论是从莫斯科,还是从上海,国际都不能对苏区红军的行动发号施令。从已公开的国际档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32年秋埃韦特上任伊始,就曾想当然地想要对苏区作战行动下达“军事指令”[14],国际执委会处马上了他的这一做法。进入1933年后,埃韦特把远东局就军事问题提出的意见统统改成了“”的形式,而且一再向中央强调说:“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不是具有约束力的,如何决定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负责,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想法供你们决定。”[15]即使军事代表弗雷德来到上海,开始频繁发出各种军事电报,国际执委会处也三番五次地出面提醒中央说:“关于我们提出的作战问题的,或者我们从上海提出的这种,你们只应看作是。无论从这里还是从上海都不能像你们那样清楚地了解战场上的形势,因此与战场上的形势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应由[]中央和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16]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即使是在国际指导机关内部,特别是国际执委会处、远东局和弗雷德,他们在不少问题、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军事方针或军事策略问题上,也常常会表现出很明显的意见分歧。比如,埃韦特来到中国后,马上就站到苏区中央局领导集体一边,支持他们实行所谓的“进攻线”,否定侧重防御的策略主张。对此,国际执委会处皮亚特尼茨基一经发现即指出:“他们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的方针与我们的不一致。”处因此专门致电中央,以回应中央1932年10月处理苏区中央局有关“进攻策略”与“防御策略”争论的为由,委婉地提醒说,我们认为:“在解决军事战术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一些原则。在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的,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电报据此还对当时鄂豫皖红军主力主动跳出包围圈向四川转移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电报固然表示并不反对进攻城市,但强调,一是“要争取攻占苏区内成为巢穴的中心城市”,二是要能够里应外合,即要“从内部开展行动”;而“对于大城市,在有足够兵力和可能性的情况下要采取包围战术,以敌人并将其赶出苏区”。总之,电报不认为红军有进攻中心城市的条件和能力,因此,他们强调:有机会夺取城市时必须要掌握一条原则,即“不能以我们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17]不难想象,这一电对个性极强,且正雄心勃勃地力图用进攻而非防御来“围剿”的埃韦特来说,会造成怎样的刺激和反应。[18]

  又如,对于福建事变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把红军西调,向湖南西部和西北部挺进的所谓弗雷德计划,国际执委会处尽管得知较晚,也马上就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其电报明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这个计划是不利的。特别是得知弗雷德对中央颇多抱怨,对李德不能中央接受他的计划十分不满的情况后,他们更是直接去电给弗雷德,强硬地表示:“我们反对您的计划,并可以得知我们对您职责的看法。为了避免发生这种误会,最好您去中央苏区。那里您可能更有用武之地……如果不能去那里,那就请您继续像以前一样给[]中央和军事委员会提,但不要要求他们必须执行这些。”[19]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该计划不仅遭到中央和军事委员会的反对,而且也被国际执行委员会否定了。[20]我们很难不加分析地简单利用诸如王明、李德回忆中的说法,来谈论它的危害性。[21]

  这些年来的国际档案无疑是中国研究者研究国际与关系问题的极其重要的资料来源。但是,相关档案文献陆续已超过20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迄今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量研究看似利用了档案,但无论是史实还是论点,不少仍旧在既有的窠臼里打转转。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主要问题恐怕一是方法上的,一是观念上的。

  方法上的问题看似不大,却影响不小。俄语的问题、去查档的问题等姑且不论,今天不少研究发表国际与关系问题文章的研究者,明显缺乏对国际、联共(布)和苏联与中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系统性了解。这种缺乏造成了很多“灯下黑”的局限。我们一些研究者守着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档案史料,却不知其新意所在,甚至分辨不出史料之所属,或张冠李戴,或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此种情况在讨论福建事变过程中国际作用问题的研究中也是存在的。

  几乎所有研究过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应该都会注意到一个情况,即在1933年9月下旬福建前线红军指挥官与十九军代表首度直接交涉期间,身处最高指导地位的莫斯科的国际执委会处,没有就红军与十九军此次交涉谈判方针问题发出过一份电报。在前些年编译出版的《联共(布)、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文献集中,我们只能看到9月27日和29日两份标明由远东局发出的电报。因此,如何解读国际对这次交涉谈判的应对策略和指导方针,就成了一件众说纷纭的麻烦事。

  有研究者也许是意识到莫斯科发声的重要性,因而主观认定27日电一定是从上海发出的,29日电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出的。[22]其后的研究者或许注意到如此改变毫无史实依据,而且大家也早就习惯于把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发出的声音直接等同于国际执委会的声音。即使这两份电报的策略基调存在明显差异,只要能把两封电报中部分词语联系起来,证明国际一贯无心认真对待协定,只想要对方就够了。[23]因为满足于这种归责式的研究,且缺乏对远东局工作方式的了解,迄今都没有人对为何远东局只有这两份电报一事提出疑问。

  众所周知,这段时间国际的还是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而红军与十九军接触谈判明显属于上层。在上海直接负责指导中事工作的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又怎么可能在双方9月22日即开始接触谈判四五天后才去电发声呢?而且,只要细心一点即能发现,9月27日电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同十九军的谈判应尽快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它清楚地显示,这封电报绝不可能是远东局就谈判问题发出的第一封电报。此前他们已经与苏区党和红军就此有过多次通电,对谈判经过、内容和发展进度十分了解。很显然,即使从归责式研究的立场出发,恐怕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依据这两封电报来下判断,而应查找远东局从9月22日得到苏区通报开始,接连几天电的主张和逻辑,再来判断远东局此时的基本态度和策略主张究竟是怎样的。

  为什么众多研究过福建事变过程中国际问题的研究者没有去查这些电报?这是因为,直到《联共(布)、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文献集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前,中文的相关档案资料出版物中还从没有出现过福建事变期间标题上标明是“远东局……电报”的历史文献。该资料集中文版出版后,人们也只能在其中看到9月27、29日这两封与9月下旬谈判有关的标题为“远东局……电报”。而多数人又不熟悉国际与关系的历史,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两封电报(其他很多也是如此)的标题都有编的注释说明:“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24]这是何意?这其实是提醒我们这两封电报的原件没有落款,即没有注明人,27日的电报甚至没有标明收报人。换言之,所谓“远东局……电报”,是保管者或编辑者后来根据内容判断添加上去的。如若能够注意到这个情况,应该就可以促使我们的研究者回想一下,在与1933年9月下旬这次交涉和谈判直接相关的其他档案资料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如果有,再根据内容和其他往来电文,应该就有可能在早已披露的中文文献中找到其中的部分电了。

  这里不拟介绍笔者考证它们的经过和理由,但可以提到的一点是,能够被印证的几则电报都是从驻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档案中翻译而来的,它们中有的也保存在我们提到过的米夫批示归类的那个“中国”全里。后在内部出版的资料集里,这几则电报的人或被标成“上海”,或被标为“中央局”,或被标为“中央”。凡使用过这几则电报的研究者,都清楚地知道它们对谈判的态度是积极的,尽管其动机主要是军事上的,但绝对没有对谈判不要过于真诚认真,“而应立足尽量对其利用并从内部之”这样的文字。只不过当引用者简单地依据标题弄错了人之后,原本是远东局的意见自然也就变成了方面的主张了。

  要证明远东局此时的态度,特别值得提到一件事,那就是几乎在与福建前线谈判的同时,李济深、陈铭枢的代表朱蕴山、梅龚彬和彭泽湘三人当时也在上海,透过中间人找到上海中央局,并再度与国际代表机构远东局发生了关系。朱蕴山三人交给中间人要求帮助转递一份据称是《十九军司令部的书》的资料。这份书及其相关文献,后来和远东局9月27、29日电装入同一个外交邮袋,于10月22日送到国际执委会,并在26日被米夫批示归入了“中国”档。

  该书和李济深、陈铭枢给三人的介绍信可以在《联共(布)、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资料集中看到。[25]但编者所起标题,即“上海中央局关于国民军第19军司令部的给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报告”,其实不准确:第一,此件内容只有三个,一是介绍信,一是中间人(译为“联络员”)胡鄂公(编者注为“胡爱公(音)”)转达的送件人朱蕴山提交的对十九军的说明书,以及要求紧急答复的三个问题,并非是发件人提交的“报告”;第二,发件人应该不是上海中央局,收件人也不是远东局。笔者之所以会做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从资料集编者漏编的、同时送达的远东局军事顾问弗雷德的答复信的草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济深、陈铭枢的代表所找的交涉对象,和6月份一样,仍旧是国际。[26]

  弗雷德起草的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也是9月27日。他在信中写道:“我授权向你们转达以下意见”:我们不愿意怀疑你们的意图,但显然应当寻找其他途径来顺利地进行谈判。我们知道你们已派代表在同我们的朋友红军谈判,也只有红军才拥有直接解决问题的全权,而合适谈判的地点也是在接近前线红军地区的某个地方。我们了解红军福建军团司令部提出的,如果十九军同意这些最低限度的,并立即开始实行,红军就会停止对十九军作战,并且不再去延平。“希望能收到你们对于我们关于十九军和红军达成协议的军事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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